人治、法治、自治 为什么都是民企？国企走出去没问题吗？这些提问背后，似乎又是“人治还是法治”的老问题。 但具体到海外非理性投资，其实主要是企业的自治问题。复星董事长郭广昌最近说，的确存在某些中国企业在海外非理性地投资，我们在海外投资时最头痛的就是和中国企业竞争，因为某些出价真是看不懂，如果再不做点措施，就真让老外觉得我们是“人傻、钱多”了。 从政府角度看，最近发改委、商务部、外管局的表态高度一致——支持国内有能力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动作，尤其支持企业投资和经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；同时将继续关注房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，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。 何谓“非理性投资”？在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看来，“就是违背市场规律、投机性强的投资”。 警告非理性投资不是最近的事。去年12月初，发改委、商务部、人民银行、外汇局四部门就在联合加强对外投资监管，公开答记者问。当时的说法是，监管部门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，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、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、“母小子大”、“快设快出”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，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。 到了今年全国“两会”，从央行行长周小川到商务部长钟山，还在讲同样的话。 政府集体发声，反复发声，必有依据。那么，某些对外扩张凶猛的企业当时为什么不采取断然措施，非要等到银行出手、扼住咽喉，才临时抱佛脚呢？真是银行一出手，才知有没有。 难道是因为部委这个层级的政府机构，对他们的约束力还不够？一直要到高层发话，部委强力执行，才当真？ 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应了一句话，咎由自取。 最近被点名的一些民企都做出了特别好的表态，但估计一些政府部门会感慨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！ 主要不是人治、法治的问题，是企业习惯于昔日的路径依赖，不自治（自制）！ 政府、企业和社会 任何企业都在社会之中，企业、政府与社会之间，虽然没有签署书面契约，但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 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，沿袭计划经济年代的“代企业做主”，主观主义拍脑袋，官僚主义干预过多，有法不依，政策不稳定，教训很多。所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，一直在路上。 然而，正如政府不是天使的化身，企业和市场也不是。从学术角度看，即使是最为推崇企业家精神的奥地利学派也认为，“企业家的活动并不总是生产性的，也不总是增长促进型的。事实上，企业家有时会破坏增长和繁荣”。 因此我们需要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平秩序的政府，即使政府并不总如人意，也不可或缺。 政府、企业（市场）、社会就如同一个大三角，哪一方的力量过度膨胀，就会被另两方拉回。 在不同年代，政府、企业和社会间的“随机大三角”的形状也不一样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改革，有过“破三铁”（打破干部的铁交椅，打破员工的铁饭碗，打破分配上的铁工资），那时政府和企业走得更近，为的是解决效率低下问题。 今天，在贫富分化、房价高企、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冷热不均等等背景下，“共享”成为重要的发展理念，此时政府和社会往往可能走得更近。而在反腐败、反特权等方面，企业和社会更容易达成共鸣。 上面所说的“近”，不是绝对概念，而是相对概念，反映一种趋势。 企业的扩张是有边界的，这个边界不是由抽象的道理决定的，它就是社会和政府的接受度。然而，当政府权力过大、干预过多、经济丧失活力的时候，大三角关系就会调整。 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主题，动态的结构，要处理好政府、企业和社会的关系，对哪一方都带有挑战性，需要以特别审慎和理性的态度，辩证分析，辩证施治。 我在近期所写的《当阿里和腾讯成为一种基础设施，它们会通往哪里？》中，提出了如何对待具有支配性地位企业的问题。不少朋友和我探讨对AT该怎么办？ 我说我提出了问题，但并不同意把马云、马化腾简单类比为洛克菲勒、卡内基。美国反对托拉斯运动从1880年代末期到1920年代早期，用了几十年反反复复才成型。我们要思考如何防止AT这样的公司利用支配性地位影响竞争活力，要提醒和防范，但中国好不容易才有了这样的具备世界级竞争力的公司，互联网也是一场具有深刻意义、其作用远超蒸汽机的革命，中国刚刚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沿，所以从根本立场说，促进发展、优化发展，比打压抑制要重要的多。 马云、马化腾在40多岁时就成立了基金会（马化腾捐献的1亿股股票今天价值已经300多亿元），比六七十岁才成立基金会的洛克菲勒、卡内基早很多，也说明在中国，即使是AT这样的公司，在处理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的关系时，比美国“强盗大亨”时代要良性得多。 中国改革开放才40年，发展还是第一要务，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，象征着尊严和权利，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五大新发展理念，是为了通过正确的发展思路、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，更好地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国企、民企和外企 回到经济增长的微观主体——企业。 以中国入选《财富》500强的企业为例，有央企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（如“五大行”）、地方国企（如上海汽车）、股份制金融机构（如招商、兴业、浦发、民生银行）、民企、外企（如郭台铭的鸿海精密）。大量央企、国企是公众公司，有的在境外上市，很多在竞争性领域表现优异（如中建、华润）。 更广地看，中国的市场主体有近9000万家，个体工商户占2/3多，其次是企业（近30%）和农民专业合作社。 在全球经济中，像中国这样的微观结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，它异常混合而多元，似乎是要给每种企业形式一个发展空间。这也就是“两个毫不动摇”。 不少人认为这种结构不合理，资源配置被扭曲。例如，国企有困难，金融机构会救，民企出问题，银行争着做诉讼保全。政府信用支持的国企，和民企的金融待遇也不一样。我同意这种看法，政府的确要切实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，要坚持权利平等、机会平等、规则平等，让广大企业家吃上“定心丸”，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。 但从另一面说，微观主体在所有制上的多元化可能正是中国特色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优势。 多元并存就是开放，开放会带来更充沛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压力，从而倒逼企业提升自身能力。清一色国企没出路，清一色私企就是最好选择？试把近年掉到坑里的那些私企富豪排排队，假如像俄罗斯当年的私有化，把国企都给他们，他们会做的更好还是更糟？他们是对社会更负责还是对聚敛家财更负责？他们在社会（包括媒体）面前是遵循平等之道，还是会更加专横？ 国企必须改革，进行混改和现代公司治理改革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一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历史道路决定的，是内生的。完全照搬别国模式未必合适。 我之前有篇文章做过中美比较，美国早期联邦政府力量非常薄弱，企业和州的力量很强，没什么国企，典型的自由经济，后来逐渐完善联邦的管理体系，达到国家和市场的平衡。 而中国有漫长的历史，几千年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，改革开放前也是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经济，国企一统天下。改革开放后不断放松，放开，下放，放活，用市场机制激发起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让出空间，鼓励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主体参与竞争，提升整体效率。 市场经济是没有先例的探索和试错过程，必须通过试错改进和调整。既然带有试错性，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将所有国企控制的领域都放开，而要从外围向内核渐渐放开，因此多种所有制交错注定是长期存在的。 正是中国发展的前置条件和历史路径决定了，它不像北美新大陆那样是一片白纸，可以从纯自由经济开始，它要在庞大的国有经济基础上一步步改革。非公有制经济带来了活力和压力，解决了中国新增就业的90%以上，但国有经济也在一次次战略调整中，做大做强了。 中国最大的国企是央企，随着央企按照产业集团公司、投资公司、运营公司三类划分的改造，真正还有较强行政垄断色彩的（如“三桶油”和两大电网公司）已经不太多了。央企既要承担社会职责（如邮政、电网覆盖的不少地方，从经济角度看是亏损的），又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，做强核心能力，领导人的待遇还是“老黄牛”，委实不易。 还有外资，外资也不能少。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在走自创品牌之路，我采访过的不少企业说，品牌的基础是品质，而他们在品质保证方面的能力，和当年给跨国公司做代工、接受严格质量规范体系的熏陶是分不开的。没有对外开放，融入全球市场，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。 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启示我们，多种所有制的并存与竞争，很可能是一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有效结构。 在需要灵活决策、快速反应的领域（如互联网和消费品），民企占优；在带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、国家安全属性、基础设施属性的领域，因为要长期投资，利润率一般不高，国企是主力军；而在高技术、高价值、高品牌的领域，外资还有优势。多种成分也不是截然分开，有各种合作模式，可能杂交出更多新物种，从而使市场主体的类型更为丰富。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，哪种类型的公司都有合理存在的空间，谁都不要太骄傲，谁都不能取代谁，理性的态度是长期共存、竞合共赢。 虽然中国经济有许多问题，有些症结的克服也非一日之功，但中国有一种非常开放、富有弹性的基础性结构。多元并存的结构，从根本上避免了单向度“押注”；多种标杆和尺度的比较，又能创造出从更多维度去学习别人和审视自己的机会。残酷的竞争，则让中国消费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 因此当我再一次回望2017年的中国商业图景的时候，我所看到的风雨和污点不仅没有动摇对未来的信心，反而加强了在更大时空中，在基本结构上对未来的信念。 我相信所有学费都不会白交，我相信中国经济的法治化程度会越来越高，我相信我们有自我反省和审视的能力，我相信一个开放、弹性、有韧性的结构能让中国走得更远。 只要不自乱阵脚，不自己扬尘，然后抱怨看不见，一定能激发出更多力量，创造出更多价值。一个中国公司去掉杂质后的“新黄金时代”可能正在走来。 （本网编辑 胡 越） |